姚 璐 田燕飞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技术正在重塑传统生物安全风险格局。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深度融合，推动生物风险呈现出难预判、未知性强、易扩散等新特征。当前，新兴生物安全风险的治理还受到权力博弈、治理机制短板以及全球南北治理鸿沟的制约，逐步形成阻碍生物安全治理长效推进的困境。面对不断升级的风险与各类结构性问题，生物安全治理亟需从被动处置风险，转向主动预判、前置防范。国际社会需协同发力，化解风险隐患、补齐治理短板，在技术创新与安全防控之间构建动态平衡。展望未来，生物安全治理应坚守＂以人为本＂理念，践行多元共治原则，加快填补现有治理体系的漏洞与不足。 ［关键词］人工智能 生物安全 生物风险 数智化赋能 生物数字融合 生物安全治理 ［作者介绍］姚璐，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副院长、教授，主要研究全球治理与数字治理等；田燕飞，吉林大学行政学院国际政治专业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数字治理与人工智能治理。
近年来，人工智能（AI）与生命科学深度融合，彻底重塑了传统研究范式。生命科学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技术获取与习得门槛持续降低，相关研究也突破了时空条件的制约。在此背景下，新概念生物武器、人工智能生成毒素分子、深度伪造等新型威胁接连出现，进一步加剧了全球安全风险。
12025年8月，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SIS）发布报告聚焦人工智能催生的生物恐怖主义，并发出警示：大语言模型（LLMs）能够打破传统信息壁垒，而人工智能生物设计工具（AI BDTs）则具备研发新型高致病性病原体的潜在风险。 ${ }^{(1)}$ 在人工智能的加持下，生物威胁呈现出复杂多样、动态演变的特点，大幅提升了治理难度，现有生物安全防御体系已难以应对各类新兴生物威胁。同时，受主权分歧、各国技术水平差距等因素影响，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机制愈发失衡。人工智能引发的生物安全风险，持续加剧国际领域的技术分化，全球生物安全格局正迎来重塑。基于上述形势，研判人工智能带来的生物安全风险、剖析新形势下全球生物安全治理面临的挑战，并探讨依托国际合作与技术治理实现创新与安全的动态平衡，对于推进全球生物安全治理，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人工智能是集技术、方法、应用于一体的完整体系。作为重要赋能工具，其既能为生命科学研究提供动能，又可串联起大数据、算法模型、算力平台及复合型人才等核心要素，推动生命科学体系重构，持续革新生命科学的研究范式。 ${ }^{(2)}$ 传统生物安全风险涵盖范围较广，主要涉及重大新发传染病疫情与动植物疫情、生物技术滥用与伦理失范、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安全管理隐患、人类遗传与生物资源安全、外来物种入侵、生物多样性受损、微生物耐药性、生物恐怖袭击与生物武器威胁，以及跨境运输与贸易环节中的各类生物安全隐患等。人工智能深度融入生物科学研究，催生了全新
2的生物风险类型，也大幅提升了生物威胁的危害程度。二者融合还将催生出新型技术能力，包括改变乃至创造生物有机体、干预生态系统，以及实现生物信息的感知、存储、处理和传输，同时赋能生物创新、生产运营与供应链管理等环节。 ${ }^{(1)}$ 人工智能推动生物安全风险进一步升级：风险覆盖领域不断延伸、影响范围持续扩张、多类风险极易形成连锁反应，向外扩散蔓延的风险也显著增加。
首先，人工智能使生物风险突破空间限制，管控难度显著提升。数字技术革命助推虚拟、物理与生命空间深度交融，人工智能赋能生物技术打破原有空间边界，彻底重塑了生物风险的空间演化逻辑，风险发生场景也从传统实验室延伸至多元领域。一方面，人工智能普及与技术开源，加剧了生物工具被滥用的风险。依托人工智能，传统实验室逐步向云端实验平台转型，远程操控大幅增加了实验的可重复性、可访问性和可扩展性。一旦这种远程自动化能力被恶意利用，将直接放大生物安全隐患。 ${ }^{(2)}$ 美国兰德公司发布的《全球人工智能生物工具风险指数》指出，全球人工智能生物工具发展呈现多极扩散态势，其中 $82.5 \%$ 的人工智能工具搭载至少一项开源组件，被滥用的风险居高不下。 ${ }^{(3)}$ 另一方面，人工智能进一步抬高了生物威胁等级。借助人工智能模型，基因编辑等生物实验不再受空间限制，可在非管控空间进行。不法分子能够定向设计核酸物质，针对特定基因群体或区域研发、改良生物武器。这类生物武器传播能力强，可跨越国界和传统防御体系
3在全球范围运行和扩散，且溯源难度大、威胁持久。 ${ }^{(1)}$ 人工智能生物设计工具（AI biological design tools，BDTs）还有可能自行研发大范围流行病级别的新型病原体。不难预见，人工智能驱动的生物恐怖事件一旦爆发，不仅难以有效控制，更有可能造成毁灭性灾难。
其次，人工智能助推生物风险在多场景中持续升级，范围不断扩张。人工智能与生物科学结合打破传统技术壁垒，即便是微小生物风险，也可能引发多层级连锁反应。例如，AlphaFold3 ${ }^{(2)}$ 可实现蛋白质原子级结构预测，让风险隐患深入微观领域。 ${ }^{(3)}$ 人工智能虚拟细胞（AI Virtual Cell，AIVC）的应用，依托数字孪生系统模拟细胞活动，脱离自然生物规律约束，突破了风险演化的天然边界。 ${ }^{(4)}$ 人脑芯片、脑机接口等技术则将生物风险从物理层面延伸至意识层面。微观生物因子、人类和智能设备的边界日渐模糊，风险覆盖场景持续泛化，催生技术、生物伦理与道德层面的争议。此类生物风险兼具不确定性、复杂性和高传播性，极易与全球人员往来、商贸流通、网络舆情、社会信任危机等因素叠加，形成协同放大效应。开源人工智能工具打破技术壁垒、推动技术下沉，非专业人员与群体也能获取敏感生物数据、购置实验设备，并在人工智能技术辅助下研发、传播高危病原体。 ${ }^{(5)}$ 这使得个人或小型组织也可拥有较强的生物威胁能力，这种非对称风险放大效应，进一步推高了全球灾难性生物风险（Global Catastrophic Biological Risks，
4GCBR）等级。 ${ }^{(1)}$ 最后，人工智能大幅加剧生物风险的外溢与扩散。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融合应用遍及政治、经济、能源、农业、生态等各个领域，原生技术风险极易向外蔓延，并滋生难以管控的衍生风险。人工智能自动化生物实验室对接工业物联网，构建起生物、数字、物理三位一体的耦合系统。这类结构复杂、关联紧密的体系，哪怕局部出现微小偏差，也可能引发风险连锁扩散，甚至造成系统性灾难。同时，知识获取成本降低、实验环境隐蔽化，使传统监管手段难以发挥作用。生物黑客、犯罪集团、极端组织等各类非国家行为体深度介人，又反向加速技术迭代与风险传播，最终形成＂技术演进—门槛降低—风险扩散＂的恶性循环（如图1）。
图1 风险扩散的增强回路机制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5风险外溢和扩散的内在机理，是技术、系统与生态在交互空间中形成的非线性耦合关系。链条中任一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由原生生物风险衍生出破坏力更大、传播范围更广的次生风险。例如，疫情处置失当、医疗资源挤兑可能造成全球公共卫生体系瘫痪；人工智能生物工具武器化可能催生新一轮军备竞赛；未来有一定概率出现的自主生物武器（AutonomousBioweapons）${ }^{\text {① }}$ 则可能严重冲击国际安全秩序；智能生物制造 ${ }^{\text {② }}$ 可能冲击传统农业体系；生物安全审查壁垒与贸易割裂会助推新一轮生物经济霸权争夺；深度伪造（Deepfakes）炮制生物相关虚假证据，将加剧各类社会与国际矛盾；基因编辑技术滥用易激化种族对立，社会信任体系更趋脆弱，则会进一步加剧安全困境。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深度融合催生的复合型风险，正在重塑全球权力格局、考验现有体系韧性、扰乱正常经济秩序。传统国际力量均势与全球治理体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人工智能赋能背景下，生物风险呈现不可控性、级联放大、外溢扩散等突出特征。伴随技术迭代加速，生物风险持续升级，各国既难以预判风险的发生概率、演变方向与威胁程度，更难具备有效的即时应急处置能力。在此背景下，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易产生非理性决策，导致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技术达尔文主义再度抬头，加剧国家间战略博弈。权力政治博弈、全球治理制度漏洞以及南北治理能力失衡，逐步演变为制约生物安全治理的结
6构性困局。 （一）生物安全治理的权力困境：权力政治削弱治理效能。技术领先国家对技术霸权与技术权力的追逐，使其倾向于通过技术封锁与孤立维护自身安全利益，大幅弱化了其参与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意愿。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出台严苛的出口管制政策，将领先生物科研机构、科创企业列入管制清单，通过国内立法将生物科研活动＂安全化＂，直接阻断了跨国生物风险协同治理的有效路径。当前，美欧等西方国家仍是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参与主体，但受国际组织效力缩减、国内政治博亦掣肘等因素影响，其主动供给全球生物公共治理产品的意愿持续降低。 ${ }^{(1)}$ 在大国竞争思维主导下，技术强国纷纷构筑数据、算力与技术壁垒，将跨国协同治理模式转变为对抗性防御治理模式。这种依托技术硬实力维系霸权的治理逻辑，无法应对人工智能与生物技术融合催生的新型生物风险，导致全球生物安全治理深陷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与技术民族主义的泥沼。
大国权力博弈的持续加剧，进一步放大了全球生物安全治理的结构性矛盾。人工智能生物工具、云端实验平台、敏感生物数据等新型战略资源，已经成为各国博弈的核心焦点。2025年，美国商务部工业安全局（BIS）发布的临时最终规则（IFR），提高高参数流式细胞仪等实验设备的出口管制级别，${ }^{(2)}$ 收紧生物智能技术出口管控。同时，美国以防范军事滥用风险为借口，将人工智能、数据科学与生物技术的融合创新纳入战略竞争防护体系，构建起覆盖基础科研设施、技术转化路径与全球创新网络的全方位管控体系。该举措的核心目的是抢占生物智能时代基础设施与战略资源的主导权，甚至不惜破坏全球科研合作网络。美国通过塑造技术生态系统的结构性依